2012.01.17／新頭殼／記者楊宗興／台北報導】
上週落幕的日本女留學生命案震驚社會，雖然最後兇手張志揚自殺為這事件劃下遺憾的句點，但是台灣媒體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卻讓大家再度失望，導演吳念真在臉書痛批媒體引發網友支持，也反映出台灣媒體長期的結構性問題。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胡元輝表示，台灣媒體往往以市場競爭做為藉口，但是在美國或日本的商業媒體，其內部都有所謂的採訪準則，對於災難意外新聞的採訪加以自我約束。
今（17）日中午的「開放編輯室」節目邀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胡元輝，請他談談從留學生命案檢視台灣的媒體亂象，媒體採訪對受害人家屬隱私的界線在哪？到底羶色腥新聞的高收視率反映的是閱聽大眾的偽善？還是閱聽人只是身不由己地觀看隱私、成為共犯？
胡元輝指出，在留日女學生命案中，台灣媒體對受害人、加害人家屬的密集採訪確實已經有侵犯隱私的問題，只是在我們痛批記者缺乏同理心的同時，也應該檢視是怎樣的環境促使記者無法發揮同理心？他認為這可從兩層次來看，媒體主管缺乏自律機制，所以讓記者只能自行判斷如何處置；另一部分，媒體內部的自律委員會、倫理委員會也因為不夠透明，所以獨立性和公正性都令人質疑。
胡元輝表示，很多媒體以商業競爭的激烈來做為犯錯的藉口，但是當我們環顧美國、日本等國家卻發現，他們的商業媒體都有所謂的新聞製播規範。他說，美國福斯新聞網就要求記者，不可對極度憂慮、悲傷的受訪者施壓；日本民間放送協會也規定，對社會事件、意外事件、以及天然災害的受害者及其家屬，應避免集體採訪所造成的傷害。由此可見，即使在高度競爭的國外媒體，透過媒體的自律是可行的。
談到對媒體亂象的控制，不少人會把期待投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。不過胡元輝認為，NCC作為獨立的媒體監理機構，必須在國家傳播政策的配套下才能發揮功效，否則光靠NCC是無法解決問題的。
他認為，所謂的國家傳播政策可分為三個部份，一是如何讓商業媒體有良性的競爭規範；其二是如何讓公共廣播媒體能夠有發揮的可能；第三則是要讓非營利的獨立媒體能有發展的空間，唯有政府在這三項做出明確的政策規劃，NCC才能充分發揮監理的職責，讓媒體環境朝正向發展。